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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世荣《蝶舞青山》的艺术魅力探寻-

时间:2021-04-05来源:新墨坛文学

    从现有的实绩看,甘肃作家田世荣主要是一位诗人。作为诗人,他写小说的历史并不长,《蝶舞青山》是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但如同韩东、阿来等诗人写的小说总独具特色,因而总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一样,田世荣在不长的小说写作历史中,也为读者贡献出了《蝶舞青山》这样独具特色的小说文本,因而也让人颇感惊喜和意外。在我看来,《蝶舞青山》的独特性不仅表现在“写什么”上,而且更表现在“怎么写”上。
    从“写什么”的角度看,我觉得,《蝶舞青山》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农村题材上有所突破:为我们呈现了变革时代西北农村独特的生育景观及其最新动态,并以艺术的形式刻画了诸多鲜活的生育众生相。而且,其笔触并没有停留在对生育事象的表层叙述,而是深入到了其内核,揭示了由农村生育问题所折射出来的当代农民在社会转型期艰难的心灵转型过程。从“怎么写”的角度看,我突出的体验是:《蝶舞青山》不同于一般农村小说常见的现实主义叙事,而始终融入了一种浓郁的地域色彩和突出的诗性特质,形成了一种带着泥土气息的诗性叙事风格。因此,在《蝶舞青山》中,浓郁的地域色彩融合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还渗透着浓郁的诗情画意,都静静地弥漫在字里行间,像各种看不见的气味,读者一旦翻开书页,它们就扑鼻而来,沁人心脾。
    然而,在“写什么”和“怎么写”之间,坦率地说,我更感兴趣的是“怎么写”。因此,在这里,我拟对《蝶舞青山》独特的艺术魅力,进行一番理性探寻,我重点关注的问题是:其充盈着泥土气息的诗性叙事特征,究竟是如何生成的?又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一

    《蝶舞青山》叙事的诗性,首先来源于其语言的诗性,因此,我们在小说中不难发现诸多极富质感的诗性语言。譬如,它写阳光竟令人惊奇地使用了“泼”:“阳光一览无余地泼在田场上”;写林水蝶人格力量的影响则出人意料地使用了“锋利”和“戳”:“这力量实在锋利,把整个杨树坪人都戳醒了”;而写林水蝶对自己身子的感受则巧妙地使用了“殷实”:“林水蝶快乐极了,感到原本虚弱的身子殷实了几许”;而写王玉保强忍喷嚏的情形则生动而形象地使用了“掐”和“扔”:他“捂住自己的嘴,将一声结结实实的喷嚏掐死在手心,狠狠地扔在村道上”。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它对不同人物眼光的描写,往往各尽其妙,比如,写千秋霜的眼神用“剜”:“千秋霜恶恶地剜了王玉保一眼”;写高老倔的目光则用“扎”:“高老倔的目光还扎在林水蝶的后背上”;而写郑四的眼光则用“紧”:“郑四眼里的光紧了一下”……这些,都足见作者在词语锤炼方面的深厚功夫,可以说,都是一些鲜活、精致而富有质感的诗性语言,且又符合特定的故事语境以及特定语境下人物的特定个性或心理,所以都极其准确,且耐人回味。我想,这应归功于作者长期的诗歌创作实践。我的意思是:是长期的诗歌创作,使作者养成了炼字炼句的自觉意识,这自然对他的小说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因此,其小说叙事话语才具有了如此突出的诗性质感,才显得凝练、鲜活而精致,且意味深长,耐人咀嚼。
    《蝶舞青山》叙事的诗性,也来源于其丰富而奇妙的诗性想象,以至形成了随处可见的诗性比喻。小说写景,常常就是极富诗性的想象,且往往都形成了诗性比喻。比如,炊烟被想象为“绸带”:“家家户户的炊烟随风飘动,似舞动的蓝绸带一样充满了梦幻”;庄稼被想象成娃娃:“山坡上的庄稼正绿得娇气,似刚刚学步的娃,憨样怜人”;灯光则被想象成“青涩的梦”:灯光“映出窗户时,被生硬的窗棂划破了,落在院子里的光斑残缺不全,虚抽搐症怎么才能治好弱无力,散乱得很,似一片片青涩的梦,朦胧孤独”。甚至同一物象在不同的语境出现时,往往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想象。譬如雪,有时被想象为“巫婆”:“鹅毛大雪似轻吟乱舞的巫婆,飞了三天三夜仍没有停歇的迹象,还在那儿唠唠叨叨,没命地烦”;有时则被想象成“棉被”:“几场纷纷扬扬的大雪,似一床床崭新的棉被,将沟沟峁峁、树木院舍和好事赖事一览无余地拥在怀里”。再如风,有时被想象为“乖巧的小花猫”:秋风“似一只乖巧的小花猫用毛茸茸的身子蹭着人们的脸”;有时则被想象为女人“乌亮的头发”:“山风轻轻吹拂,像刘山菊乌亮的头发拂在人们脸上,绵绵的,痒痒的”;有时又被想象为梳子:“鸟儿在蔚蓝的天空盘旋鸣啭,春风梳理着它们光洁有力的翅膀。”
    小说写人也大抵如此。比如它写人物群体:“田场上的人黑鸦鸦一片,像涝坝里荡漾的水”;韩家湾“没出嫁的姑娘多得像刚刚发熟的苞米,每家每户总有两三个,飘了一院子遮挡不住的女儿香”;杨树坪的光棍汉“多得像杨树桩,随意戳在田间地头,一不小心就会将人绊倒”。再如它写人物个体:高老倔“苍老了许多,好似山坡上收剩的地瓜蛋”;千秋霜“像长了千万年的核桃木,硬上加硬,成了精,没人敢惹她”;刘山菊“就像长在涝坝沿上的垂柳,没有固定的形状,风将她吹成什么样就成什么样;她又像墙上的镰刀,既能割高粱,又能收麦子,情急之下还可以剃头发刮胡子”。这些,也都是极富诗性的想象,而且也都形成了诗性比喻。
    甚至一些抽象事物,往往也通过想象和诗性比喻,而被描写得具体、生动而形象。比如,它写悬念:“悬念这东西静静地挂在人们心坎上,就像暗夜里的一把火,明明灭灭,妖妖冶冶,足够勾引人的”;它写寂静:“屋子里静静的,静得像野酸刺潜滋暗长的声音”;它写刘山菊的表情“光秃秃的,就像割光了庄稼的山坡地,让人一眼就能看透蹿着几只田鼠,落着多少麻雀,没个令人挂念和想象的余地”;它写高老倔的心事“一直挂着心头,似飘来荡去的乌云,兜着冰雹和暴雨,无法散去”。更令人难忘的,是它写抽象的时光与日子,有时是:“日子淡如山泉溪水,微波不惊,清澈透亮”;有时是:“时间就像不停旋转的捻线砣,在你不经意间,一大堆毛线就捻完了”;有时则是:“时光流逝得不知不觉,仿佛呷一口茶那样随便,又似聊天开玩笑那般轻松”;有时又说:“人一忙,光阴就快得似翻山的鹞子,转眼工夫,这一年又会随风而去,连一丝影子都不会留下”……
    不难看出,这些想象,都灵动而新奇,又极富诗意,而且都形成了诗性比喻,以至把诸多我们熟悉的人事物象都变得陌生而新奇,从而具有了一种独特而鲜活的生命神韵和浓浓的诗情,因而丰富了我们的审美体验和审美感受。所以,我觉得,善于运用想象和诗性比喻来叙事状物和写人,并表达思想情感,这是《蝶舞青山》鲜明而突出的一个艺术特点,也是其诗性叙事特征之所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蝶舞青山》叙事的诗性,更来源于其叙事描写的主观化与感觉化,因此,在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诸多极富主观感觉色彩的叙事与描写。当然,这往往与想象和诗性比喻密不可分,因为从本质上讲,想象和诗性比喻本身就是一种主观感受,往往能使其所描写的各类形象,都呈现出鲜明的主观色彩或心理蕴含特征。
  &n十几岁的小孩得了癫痫怎么办bsp; 这里有诸多故事人物的主观感受:“一躺下心里就堵满了浊气,似山沟里横冲直撞的洪水,一个劲儿地憋,快将自己憋成气球了”——这是千秋霜失意时的感觉;“像掉在一眼深不见底的枯井里,又像被一层又一层的乌鸦紧紧裹在翅膀里,全身痛痛的,酸酸的,难受得喘不过气。他感到,连周围的冷风和黑暗都是狗娘养的,丝毫没有人情”——这是毛二楞的婚事被人捣乱时的感觉;“就像五月的田野得到了雨水和阳光的鼓舞一样,身子里有成群的东西在分蘖,在拔节,在闪光”——这是王玉保悠闲地喝早茶时的感觉;“心里长满了坚硬的疙瘩,像石头一样压得他喘不过气”,“地上的冷气很快从脚板心上升到他的脑袋里,像一股从寒冬腊月吹来的风,歪得很,恶毒得要命。高老倔哆嗦不止,感到严冬已经悄然降临自己的头上”——这是高老倔生气时的感觉。
    当然,更多的是叙述者对人事物象的主观感受。“月亮每次经过杨树坪上空时,总要撕下一块云彩蒙住自己的双眼,把杨树坪隐在一片黯淡中,不愿看到一群光棍不怀好意地盯着她”;“天空中的云被风吹得乱纷纷,像散开的鸡蛋清那样无精打采,身不由己”;“雨下得没完没了,似缠在心头的乱麻,无法理清”;“挂在大门上的红灯笼鲜亮如血,梦游一般,照亮了杨树坪的半边天”……这些,是叙述者对杨树坪村各类自然物象的主观感觉化叙述。而“赵不理的眼神里有一股欲火,像要即刻喷出来点燃这个寒冷的正月”;“一种说不清是自豪还是忧戚的感觉,静悄悄地流淌在杨树坪人的血管里”;千秋霜吼花儿的声音则“震得山峁间起了回声,一荡一荡的,荡得人心动身颤,就连透明的阳光也在颤动”……这些,则是叙述者对杨树坪村各类人物的主观印象式描写。至于“林水蝶承包鬼愁坡的事就像挂在院墙上的朝天椒,只得在骄阳下曝晒”;“好多事情还在眉毛上悬着,十分抢眼,仿佛挂在树上的大秋梨”;“这案子真的很悬,就像飘在天上的云,只把影子留在地上,无从下手”……这些,则是叙述者对杨树坪村各类事件的主观感觉性述说。
    这样,小说的叙事与描写,往往都充溢着浓郁的主观感觉和内在体验,因而染上了鲜明的主观化和感觉化色彩。这就在叙事与描写中融入了抒情写意的主观倾向,小说提供给读者的各类人事物象,往往就不是一种“客观呈现”,而常常成为极富心理蕴含性的“主观表现”,以至形成了诸多情景交融的鲜活意象,甚至形成了一些意味深长的象征。比如,小说多次出现蝴蝶的意象:一会写“林水蝶的身影飘在村道上,像一只翩舞的蝴蝶”;一会写在赵不理的感觉中,“林水蝶一直在他眼前映现,变成了一只只美丽的蝴蝶,一直翩飞到天亮”;一会写“在乡亲们的心眼里,林水蝶就是一只美丽的蝴蝶”。此外,小说还多次直接描写了党参地的蝴蝶:“党参素白的小花铺满了地,花香弥漫,蝶飞蜂舞,独有一番情趣”,“党参蔓上绽放着繁星似的小花,成群的蝴蝶和蜜蜂嘤嘤嗡嗡,蹁跹曼舞,宛若画中”。甚至在结尾时小说还说:“整个杨树坪就像一只蝴蝶,在青山中舞动”。这样,在不同的语境中蝴蝶的意象反复出现,它们彼此激发,前后感应,就生发出越来越浓郁的象征意味。如果再考虑到《蝶舞青山》这个极富诗意的小说题目,我们就完全有理由把蝴蝶视为一种意味深长的象征:至少,它象征了林水蝶身上那种美好的人性与人情,也象征了杨树坪村那种美好的新生活,甚至也象征了中国新农村那种充满生机和希望的美好未来。
    可见,其叙事与描写的主观化倾向,不但形成了诸多诗性比喻,而且也形成了诸多诗性意象,这就有效地强化了小说叙事的诗性特征,也有效地强化了其叙述的诗意。于是,情与景,人与事,交融一体,营构出一种极富魅力的诗意氛围,小说的叙事空间就在这种诗意氛围里获得了有效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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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蝶舞青山》叙事的诗性,还来源于其叙事描写的地域性,因此,在小说中,我们也不难感受到一种浓郁的地域色彩和乡土气息。这不仅表现在小说文本中随处可见的诸如“难肠”、“受活”和“欢实”之类的地域性方言的使用上,也不仅表现在人物话语中随处可见的地域性俗语的使用上,譬如:王玉保的婆姨说他“把好好的指头往磨盘下塞——磨成肉泥活该”,陈氏骂二顺子“不知道人情世故的货,不撞上南墙不知道脑袋是豆腐做的”,刘山菊说“想弄我,铁板上穿竹签,没门”等等。甚至,这也不仅表现在对杨树坪村独特民俗生活的描写上,比如小说多次写到“磕牙台”上村民们日常的“磕牙”习俗:“男人抽着旱烟,女人磕着葵花籽,吐着唾沫星子,议议哪家的婆姨跟谁家的野汉如何如何偷情了,说说哪家的母猪一胎生了多少头猪仔,论论谁家的红白喜事办得怎么样……”。在我看来,这种浓郁的地域色彩和泥土气息,更为集中地体现在极具地域性比兴特征的人物话语上。
    小说中的人物话语,不仅如王玉保总挂在嘴上的“臭不可闻”那样,往往极富个性色彩,而且还常常充满民间比兴意味,极富地域色彩。我们看:毛二楞告诉林水蝶“村里已经传开了,像点燃一垛干草,乌烟瘴气的”;林水蝶夸郑四的女儿:“脸蛋像刚从地里挖出来的萝卜一样水灵”;顺子娘评论女人:“咱们女人就是为生孩子才来到世上的,咱就是山洼里的几亩地,长了好庄稼才叫好地,不长庄稼那叫荒地,荒得连骡马牲口都不喜欢”;王玉保劝林水蝶:“你和郑四的事,也得抓紧,老这样晒着,多饱满多水灵的大冬梨也会变成枯瓜”;高蛮蛮调笑刘山菊:“你的脸蛋就像杨树坪的熟桃子,带着山里的鲜味儿”;韩宽怂恿二顺子:“找准机会,就像从秧子上拧南瓜一样,强行睡了她”……这些人物话语,都带有典型的民间比兴特点,其入兴作比的,常常都是与西部农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如上述人物话语中的干草垛、萝卜、庄稼、荒地、大冬梨、桃子和南瓜等。这种比兴话语,不但与人物的特定身份、个性及其特定情绪密切相连,而且与西部农村特定地域的日常生活密切相连,实际上都是西部人熟悉的鲜活口语,渗透着西部人自己的特殊情调、特殊表达方式,因而充满了泥土的芬芳和乡土的气息,地域色彩十足。而比兴作为诗歌尤其是民间歌谣常用的手法,往往能使表情达意变得生动形象,亲切自然,因此,其在人物话语中的大量使用,不但有效地强化了一种地域色彩,而且也有效地强化了一种诗性特质,因而为小说叙事更添了一份诗意。
    这种带地域性比兴特征的人物话语,还有一种特殊方式,那就是以唱代说,以吼“花儿”的形式来表情达意。据我的粗略统计,小说写吼“花儿”地方,前前后后至少达25次以上,单是写毛二楞吼“花儿”,就有13次之多,甚至还形成了两次吼“花儿”对歌的故事性场景,而且,郑四吼的那首“花儿”,在小说中竟然反复出现了三次,成为萦绕在小说故事情节中挥之不去的一种旋律。“花儿”是明代以甘肃的河州(今临夏)和洮泯一带为中心形成的一种民间歌谣,后来逐渐流传到西北各地,成为深受西北人民喜爱的一种抒情表意的独特方式。它具有极强的地域色彩,最能体现西北人的精神风貌和地域风情,往往也运用西北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人事物象做“比兴”,既清新自然,又生动活泼,乡土气息十足。因此,小说大量使用这种带地域性比兴特征的西北民歌“花儿”,既表达了特定人物的个性、情感和心理,又为故事叙述提供了一种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域背景,在很癫痫专业医院大程度上成为作品地域身份一种确证和乡土特征的一种标志,因而有效地强化了小说叙事的地域色彩。
    更关键的是,这种带浓郁地域色彩和乡土气息的西北民歌“花儿”,本身是一种独特的诗歌形式,有极强的抒情性和音乐性,因此,它在小说中的大量使用,必然强化了小说叙事的诗性特质。以郑四那首曾反复出现的“花儿”来说,最初,是他帮林水蝶收麦时,在麦地里吼的:“正是百花六月天,/彩蝴蝶飞上了屋檐;/你是肝子哥是胆,/肝胆离开是万难……”而他这一嗓子引发了附近地里的“花儿”对唱:“黄河沿上的咕噜雁,/石头上蹲下的孤单。/三年缠你着没缠上,/十年的心思费上……”这里的“花儿”,以简练而生动自然的比兴,淋漓尽致地表达了男女人物的内心情态,正如林水蝶的感觉:“这先声夺人的‘花儿’词正好表达了自己的心思。”从表达效果上看,这胜过了千言万语的爱情表白,比大段大段的心理描写和一系列戏剧性的情节更具表现力。我是说,如果换用纯粹的小说叙述来描绘人物的这种情感心理,恐怕不知要花费多少笔墨。可见,“花儿”以凝练而生动的诗歌形式,表达了人物微妙的内心世界,是一种诗意的抒情,赋予了小说叙事一种抒情能力、隐喻能力,有效地强化了小说叙事的诗性品格,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艺术空白和诗意想象空间。
    而且,小说中的“花儿”往往也是特定故事场景的必要组成,因而对情节的发展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依然以郑四在麦地里吼的那首“花儿”为例,我认为,这一方面标志着郑四与林水蝶之间爱情故事的转折:朦胧的爱情变得明朗化;另一方面,这也为他们的爱情开拓了进一步向前发展的空间,为他们后来的婚礼做好了铺垫。而且,那“肝胆离开是万难”的唱词,甚至也巧妙地预示了他们婚后的不幸:郑四瘫痪,林水蝶陷入痛苦。而林水蝶在深深的痛苦中,耳边却又一次回荡起郑四在麦地里吼过的这段“花儿”。而且,在小说结尾时,这段“花儿”再次出现,以至成为一种意味深长的隐喻:预示着经历了不幸的林水蝶与郑四,将走向美好而幸福的新生活,也预示着经历了苦难的杨树坪村人,将迎来美好的未来,甚至也预示着经历了苦难的整个西部农村将开启一个美好的新时代。这使故事的结尾隐含了阔大而深远的意味空间,给人无限的想象余地。可见,大量的“花儿”并不是小说叙事中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小说必不可少的一种有机组成:不仅揭示了人物特定的情感心理,而且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甚至成为作品的结构骨架和寓意方式。因此,这些“花儿”与小说叙事浑然一体,已巧妙地渗透到小说叙事的内部,赋予了小说一种极富地域性的诗意特质,有效地强化了小说的诗性表现力量。

    综上所述,《蝶舞青山》的基调虽然是写实的,有实实在在的故事,有实实在在的人物,也有实实在在的背景,但又融入了突出的写意性。这种写意性既表现在它充满了诸多锤炼而成的诗性语言上,又表现在它充满了诸多奇妙的想象和诗性比喻上,还表现在它始终洋溢着诸多真切而鲜活的主观性感受上,更突出地表现在它那随处可见的极富地域色彩和民间比兴特征的人物话语上,以及作为人物话语特殊方式的“花儿”的大量使用上。这就促成了叙事和抒情的有机结合,小说叙事就与诗意抒情互相依存,叙述再现就与抒情表现彼此交融。小说便拥有了一种浓郁的诗性精神,诗意的体验与表达便如繁星闪烁,弥漫在叙事的夜空中,小说叙事便获得了诗性的艺术魅力,便成为一种诗意的叙事。这样,在阅读《蝶舞青山》的过程中,我们就不但能感受到一种叙事的乐趣,而且还能体验到一种诗性的乐趣,不但能满足我们的阅读期待,而且还能更新我们的阅读期待,从而让我们生成一种如伽达默尔所说的奇妙的“视野融合”。
    ——在我看来,这就是《蝶舞青山》突出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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